李振恃(下):世乒赛之路

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、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《国球之“摇篮”: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)。

1973年第32届世乒赛上,中国男团输了,李富荣带领大家要打“翻身仗”,全队上下提振士气,气氛很好。李富荣对我说,你本是在国内打球,现在要面对世界了,所以,一个是对付弧圈球的能力,一个是发球,要练好。这样,我就跟许绍发学习高抛发球。李富荣再派两个弧圈选手,一人站一个角,同时拉多球,我练得非常苦。李富荣为了锻炼我,早晚下课后还经常跟我挑战打计分比赛,他刚刚退下来,水平非常高,我不是以2∶3输,就是以3∶2赢。经过整个冬训,我的技术提高了很多。

1974年初,国家队准备去朝鲜访问。出访得有护照,办护照就要政审,我这个问题又一次出现了,所以队里迟迟不宣布名单。八一队领队贺捷听说我的政审过不了关,着急地从红山口赶到国家队,我记得他找了徐寅生和李富荣,他表示需要军队方面提供什么帮助、需要开什么证明,军队都可以出面。实际上,国家队是想让我通过去朝鲜拿到出国的护照,接着4月份去日本,7月份要打亚运会,年底再访问欧洲,第二年就可以打世界锦标赛了。后来,我听说徐寅生和李富荣写了报告给周总理,说国家队要打“翻身仗”,准备要用李振恃,现在卡在政审这边,得有人出来说一下。后来,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去朝鲜不是打什么比赛,就是共同训练。回来就去日本参加亚洲锦标赛。刁文元跟我同一个屋。我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国际比赛,他告诉我高手对垒时的特点,提醒我要准备点什么、要注意点什么,对我帮助很大。团体赛中我赢了长谷川(单打半决赛中,我输给了他),联想1965年时,我一个小毛孩看他在上海青年宫训练,现在却能亲自在日本的赛场上跟他比赛。当时自己觉得还行,还能努力为国家争光。

去朝鲜、去日本,一切都是为了在第33届世乒赛上打“翻身仗”。从日本回来后,李富荣找我谈话,提醒我哪些方面需要提高等。我很喜欢李富荣当场外教练,他很有激情,很给劲儿。

1974 年,我参加了伊朗亚运会。有一天,徐寅生来房间找我,他说马上要举行开幕式了,你的头发要理一下。那时候年轻,觉得头发长一些漂亮啊。他说,不行!我说,上哪去理呢?他说,我给你理啊!他边理边修,我在亚运会照片中的发型就是徐寅生为我理的。我想这大概是徐主任对我首次担当中国乒乓球队主力队员的鼓励吧。在这届亚运会上,决赛仍然是对日本队。梁戈亮打得很出色,他拿了3分。打到第九场时,场上比分是4∶4 。这时,我上场对日本的左手横板选手久世雅之。第一局我输了,若是再输一局,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就没有这块金牌了。我第二局胜了,第三局一直打到15平,我看见徐寅生一直在那里很冷静地站着,李富荣则一直给我加油。还好,第三局我以21∶16拿下了。中国男队夺得团体金牌。

第33届世乒赛的名单下来了,我和梁戈亮、许绍发、陆元盛等是团体赛成员之一。出发之际,许多人来首都机场送行,让我们放开打,过年时好好吃顿饺子,因为团体决赛正逢中国春节。我们是经广州、香港赴印度的,在广州,时任广东省委在宾馆宴请我们,鼓励我们好好为国争光。到了印度之后,我们抓紧时间适应环境,一路打得都比较顺利,赢了匈牙利,赢了日本,最后跟南斯拉夫打决赛。谁知关键时刻,我又拉肚子了。

这次是怎么回事呢?印度2月的气候太热了,李景光经常约我一起吃饭,还提醒我喝水不要放冰块,但我练球回来,忍不住在水里放了两块冰,然后就腹泻了。打决赛的时候,我排在第二、四、七的主力位置上。前两盘都胜了,场上总比分是2∶2。第五场陆元盛对舒尔贝克,这一场非常重要。小陆手上很有感觉,发挥得特别好,以2∶1击败舒尔贝克,拿下关键的一场,使中国队3∶2领先。接着,许绍发赢了卡拉卡舍维奇,我们以4∶2领先,胜利在望了。第七场我跟舒尔贝克打,我应该把他赢下来。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nvxingshangpin.com/,釜山世乒赛延期但是我太兴奋了,第一局以19∶17领先,他发短球到我正手,李富荣在下面讲,不要太冒,不要太凶,我自信没有问题,发力过头,结果输了。第二局以19∶16领先,急切地想打“翻身仗”,拼过头的毛病又犯了,结果又输了,比分变成4∶3。第八盘许绍发定乾坤,中国队以5∶3战胜南斯拉夫,荣获世界冠军,全队上下非常高兴。

我作为在坎坷中奋起的队员,亲手挑起了为国争光的重担,很高兴,也很激动。回想起来,这才意识到,母亲从小教育我要有三个“气”,第一要有 志气”,第二要有“骨气”,第三要有“勇气”,潜意识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我之所以能从困难的境地中奋起拼搏,成为世界冠军,除了集体的帮助,这三句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1977 年在英国伯明翰举行的第34届世乒赛开始准备了。回过头来看,这次的准备最顺利、最充分,也最细致。当时细到什么程度?比如,根据不同的对手进行沙盘推演,我第一板发到哪里,对方大概回到哪里;我第二板再打到哪里,对方大概再回到哪里。如此准备六七个回合,全队开了很多次的会来演示和讲解。所以,第34届的时候,自己更成熟一些,分寸就掌握得比较好,心中有数了。

同时,主教练李富荣的工作做得很细,每天我们坐大巴去场地比赛,有队员坐在我旁边,李富荣一上来就请那个队员换位置,他便跟我一路聊,感觉他非常信任我。

小组赛里先对匈牙利队,我和郭跃华、黄亮三人上场。我第一场赢了克兰帕尔,因没与他交过手,只知道他球很好,上去就“咬”住他,交手后发觉他没什么特殊的招数,之后就比较顺利了。我打第五场时出了一点小插曲:英国的女裁判上来就连判我发球违例,输两分,这就争辩起来了。我也有点赌气,冲着下面说,这没法打啊!李富荣去抗议了,我就走到自己的场边。这时,徐寅生拉了我一下,很坚定地说,我们需要你这一分。我看了他一眼,点点头,表示知道了。我知道这一分不拿下来,整个队就麻烦了。这一场,我以2∶1赢了回来。其实,对手也不认为这个判罚是对的,因为世界高手之间,没人愿意借助外力赢球。第八场,郭跃华赢了克兰帕尔。我们以5∶3胜了匈牙利队。

我们预测决赛时还会碰到匈牙利队。谁知半决赛时,匈牙利队以3∶5输给了日本,河野满一人拿了三分。我们的半决赛对手是瑞典队,我打的是第一、五、九场,第一场对本格森2∶1赢得很紧张。第五场我对约翰逊,决胜局,我以20∶19领先一分,他正手击球好,外号叫“榔头”,身材也高,侧身位站着,就是告诉我要用正手来接这个球。这就看我发的高抛球能不能发到位了。我吸了一口气,定了定神,一个直线发到白线上,他一下子扑过去倒到地上。这确实是我高抛球练了这么多年发得最好的一次,线战胜瑞典队,看上去似乎赢得很轻松,实际上我们也可能以0∶5输掉,因为每一场的胜负都是两分球。

团体决赛对日本队,李富荣跟我说,决赛你就不打了,让梁戈亮上。我很想打决赛,我说可以拿两分。李指导说,你已立大功了。单项比赛开始了,我和梁戈亮荣获双打世界冠军,两人配合得很默契,主要是梁戈亮发挥得更好一些。回来以后,正逢全国锦标赛时期,好多教练一起开会,听李富荣做报告。李富荣说,这一届世界锦标赛,李振恃是打得最好的,是立了大功的。我想决赛我没打啊,哪来那么高的评价?后来我才意识到,因为我打欧洲强队成绩突出。

到了1978年,有一天,徐寅生找了我的主管教练李富荣,李富荣再来找我商量,说老徐有个想法,想让我打生胶试试,像日本队河野满的类型。我是比较开放的,李富荣也说可以试试,我就把直板快攻的正胶胶皮换了。这样,队里就临时派我带几个年轻队员去英国打锦标赛,看看换生胶以后的效果。因为没有碰到超一流的对手,自然都赢了。回来后教练问我怎么样,我说老实话:这个比赛还看不出来。接着,就是在福州进行全国比赛。这次比赛打得不错,八一队拿了团体冠军,我和张德英拿了全国混双冠军,总的感觉生胶对付弧圈球还可以,弱点是发球和拉小弧圈的旋转不够了。我征求了一些队友的意见,然后,把思考后的想法告诉李富荣,第35届世乒赛在即,是不是还改回来?李富荣也说生胶没有太大的优势,就同意了。

中国队第33、34届拿了团体冠军,面临第35届世乒赛,全队上下都想来个“三连冠”。回顾历史,1961年、1963年、1965年,中国队连续三届获得男团世界冠军,70年代再来一个“三连冠”,多有意义啊!但这一届我们却输了。回过头看,从准备开始就有一点不顺。有一次训练结束时,国家队一个外号叫“小地主”的左手队员张厚生对我说,今天练得很顺,咱们留下来打个比赛,输赢是一瓶酸奶。我以3∶2赢了他,就去洗澡了。刚一脱裤子不对了,腰弯不下去了。这事情弄大啦,许多天我就直直地躺在宿舍的床上,吃饭、上厕所都要队友帮助。李富荣每天都来看我,队里非常着急,找了全北京最好的大夫,包括给中央首长看病的大夫都来看了还是不行。最后来了一位老中医单文盛,他给我按摩一下后说,咱们去龙潭湖小跑步。我说,别瞎开玩笑啊,我走路都走不了呢!他说,你爬起来,我陪你去,你这是腰肌肉岔气了。这样,我们就去龙潭湖练练高抬腿,慢慢跑步,回来就按摩放松肌肉,一段时间后真的可以训练了。

分析第35届世乒赛的形势,中国男队的主要对手仍是匈牙利队。这之前,我几乎没有输给过匈牙利选手,心理状态也非常好,我知道国家队需要我打这一场。1月份,李富荣带着梁戈亮和郭跃华去了欧洲,主要是尝试对付匈牙利,结果他俩发挥得非常好,把匈牙利的队员都赢了。李富荣从机场回来,直奔训练场馆,他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,小老弟这一下可以了,梁戈亮十八般武艺发挥得真好,小郭也赢了,再加上你,打匈牙利我们就有戏了。这一次出访是临时加出来的。事后看,我觉得正是这次出访埋下了祸根。因为从1月到5月初的世界锦标赛,匈牙利队“吃一堑、长一智”,找到了办法,更适应梁戈亮的长胶了,这又是一个不顺的因素,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意图和实力,又在无形当中把自己的位置摆高了。

朝鲜是本届世乒赛的东道主。初赛分两个组,我们和朝鲜队一个组,有9个队,按道理第一场是我们对朝鲜。记得在去朝鲜的火车上就开了准备会,哪三个人上场都已经定好了。第二天就要开始比赛,可那个比赛的程序册直到晚上都出不来,我们就意识到会有些问题。领导说,要么大家休息吧。确实很晚了,忽然有人敲门说要开会。原来朝鲜利用东道主的优势改变了安排,第一场是第二天上午中国队对南斯拉夫队。中国队比较习惯于从弱打到强,这就有点打乱节奏了。第二天,我们以5∶2胜了南斯拉夫,但大家发挥得都不太理想。

第二场,我们就碰到小组强队匈牙利队。因为前两届我女队单打中张立都让给了朝鲜的朴英顺,朝鲜就是想打到最后,能够从中国队这边获得一点帮助。我和梁戈亮、郭跃华迎战匈牙利队。我第一个上场对克兰帕尔,竟然出师不利,输了。当时的感觉就有点不对,怎么过来的球跟往常不一样,很顶、很冲、力量很足。很多年以后,匈牙利队名将约尼尔来美国看我,说起此事,才知道克兰帕尔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胶水了。他每一场都用胶水刷一下,海绵膨胀起来就容易出球,旋转就更强烈。好几年后才发觉这个秘密,所以克兰帕尔是用快胶的带头人。这又是一个客观原因。

接着,梁戈亮和郭跃华连输三场,场上比分是0∶4落后。我跟约尼尔打第五场,如果这场再输,如果匈牙利以2∶5或者1∶5输给南斯拉夫,中国队连小组都出不了线。场上的气氛令人窒息,空气都凝固了。这时,后面有人拉我,我转头一看,是徐寅生。他示意我早点活动,然后捏捏我的手臂,什么话也没说。我从来没看到他今天的脸色是那么凝重。徐主任意识到的,我也意识到了,我点点头说,我一定给你拿下。结果以2∶1很紧张地拿下了,郭跃华再胜一场,场上比分为2∶4 。我对梁戈亮说,你第七盘拿下,我跟小郭翻盘儿。梁戈亮非常激动而又沉重地点点头,但是他最终没有顶住,输了第三分,我们在小组赛中以2∶5输给了匈牙利。其实,梁戈亮并非发挥失常,现场也不急躁,只是匈牙利人都盯着他的长胶,以前是着急“冲”,现在是拼命“调”,看准了机会突然“冲”他。高手之间比赛,出现一点点小漏洞,就会成为大问题,就看谁准备得更充分、发挥得更好。

决赛时再碰上匈牙利队。小组赛中梁戈亮输了三分,打长胶的黄亮也不敢用了,只有卢启伟可以打。中国驻朝鲜大使在使馆招待大家,说要放下包袱,徐寅生也讲话了。我自感心态还是不错的。决赛的场地只放两张球台,女队一张,男队一张,气氛完全变了。卢启伟毕竟年轻,他上去后的第一个高抛球,连球台都没碰到,直接发到地上去了。郭跃华碰碰我的胳膊肘,我说,这下坏了,今天咱俩不拿5分就麻烦了。再说排阵也不顺,我和郭跃华的第一场对手,都是最不愿意碰到的。若是开局好一点,可能还有戏。但卢启伟输了也不能怪他,我自己也发挥得不好,在决赛里输了两场。作为一个老队员,我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,当时太想“三连冠”啦!

第 35 届小组赛中还有一段插曲。我们碰到了美国队。美国人踏上朝鲜的国土,自然不受欢迎。我第一局和美国队一个队员正常打,一下子就以12∶0领先。全场近二万朝鲜观众热烈鼓掌,我当时觉得挺奇怪,这球没什么精彩的啊?一直打到15∶0,我放了一分,这个美国队员对着我深深地一鞠躬。我为什么要把人家打那么难看呢?我没有这样做。

大会休息一天后,开始单项比赛,大家都拼得很凶。我跟梁戈亮是上届男子双打冠军,这届的搭档换成了王会元,结果得了第三名。混合双打中,我和阎桂丽配合,上一届得了第三名。这一届进入决赛,碰上了梁戈亮和葛新爱,领导决定让我俩让了,所以我们的成绩是混合双打亚军。半决赛那天,我们早上八点多进场活动,晚上十二点多出来,在体育馆里闷了一天。回旅馆的路程不远,大家就一起走回去了。当时,有年轻队员说,老李,明天你有戏了。我说,什么意思? 他说,你们这对混双刚刚让掉了,不可能让你在一个世界锦标赛中让两项吧。我说,那就不知道了,因为明天半决赛这边是我跟郭跃华,那边是日本的小野诚治对梁戈亮。

其实,男单半决赛之前,是我对上了匈牙利的盖尔盖伊,他在前一轮赢了施之皓。施之皓跟我都是八一队的,他输了后就主动找我,告诉我应该注意哪些变化。盖尔盖伊混双的搭档是马库斯,但他为了要赢单打,混双就弃权了。后来听说马库斯很生气,认为他太自私了。我与盖尔盖伊的比赛是在下午六点开始的,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拿下来。上来打得比较顺手,以2∶0领先了。第三局感觉节奏对不上,输了;第四局又以10∶15落后,我知道这局输了,第五局就不好打了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李富荣。我很喜欢李富荣给我当场外教练,很给劲,有默契。我做了一点变化,连发了五个摆他反手的弱转球,他一搓,我就往他中间一打,这样,竟一口气干脆利落地打成了15平。可以说这是我乒乓球生涯打得最果断、最坚决、最漂亮的5个球。此后,盖尔盖伊乱掉了,我以21∶16赢得比赛,进入了半决赛。

日本队的小野是匹黑马,他一路把中国队的黄亮、鲁尧华都打败了,半决赛对梁戈亮。我跟郭跃华的半决赛就看领导怎么定了。当时,我做完准备活动坐在那里等候,好像是黄亮捅了捅我的胳膊肘说,老李,不好,老徐往你这边走呢。我一看,真是徐寅生朝我这边走来了。他朝我点点头说,你过来一下,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知道坏了。在这之前,我已找过领队张钧汉,我表达了很想上去亲自拿单打冠军的决心。我说请老张开会的时候反映一下,我和小野打过十次,都赢了,只有一次是2∶1,他就赢过我一局。所以,当徐寅生跟我说“晚上已经开过会了,单打让小郭上”时,我当然不高兴,心里念叨:真是倒霉!我说,我跟老张说了自己的想法,不知道他汇报没有?徐说,老张说了。然后他就说了第26届时他半决赛让给庄则栋的情况。我的太太张立曾让了三次单打冠军,1973年让给胡玉兰,1975年和1977年让给朴英顺。领导已经决定了,我还说什么呢?我什么也没说,就走开了,赛场上我还是服从了。

不料小野以3∶2赢了梁戈亮。我这边已经让掉了,郭跃华与小野将进行男单冠亚军的决赛。小野上场后以2∶0领先,此后郭跃华出现大腿拉伤的情况,急诊治疗后,郭跃华赢得一局。第四局没打几分,他就宣布弃权了。小野得了冠军,我与梁戈亮并列第三。发奖的时候,我上去祝贺他,心里说,你这小子,这次真走运啦!话说回来,我为什么能赢小野呢?因为我接发球不搓,我用正胶挑起来逼住他的反手,就成上风球了。这次比赛回国以后,在运动员食堂吃饭,羽毛球队的老教练王文教跟我们很熟,他说,你们三大主力怎么都没有把小野拿下来啊?我说,王导,这跟我没有关系,我让掉了,我无能为力。后来领队还找我谈了一下,批评我不该发牢骚。

日本选手小野诚治获得第 3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,中国选手郭跃华 (左一)获得亚军,李振恃 (左三)、梁戈亮并列季军

1979年夏天,张钧汉通知我和张立可以结婚了。当时主力队员结婚是要批准的,那时我30岁,张立28岁,年龄也不小了。因为我的经历比较曲折,在上海的妈妈很高兴,就在南京路新雅饭店定了几桌。领队张钧汉知道了,很严肃地来找我谈话,大意是,你们结婚大摆酒席,社会影响不好,不要搞了。我很尊重张钧汉,彼此也很熟了。我说,结婚嘛,大喜日子庆祝一下,没有大摆酒席,只是亲戚朋友请了几桌。领队说,这不行,一点余地都没有。没有办法,我就告诉妈妈了。我妈妈很不高兴,却也没有办法,后来有朋友出了主意,把新雅饭店的酒桌退了,不声张地在海员俱乐部搞了几桌。从1979年到今年(2019 年),我跟张立结婚近40年。她今年年初去世,“自此无期别”,我非常怀念她。

第35届输了,第36届一定要打“翻身仗”。这时,我成了男队的队长,所以在这两年绷得很紧的节奏中,我都没有很好地照顾已怀孕的张立,都是国家队的领导、医院、队医关俨给她特殊的照顾。第36 届是准备让蔡振华、谢赛克、施之皓等顶上去。张立、梁戈亮退役了,我仍在队里坚持训练,我跟李富荣说,这次一定把奖杯拿回来,在我手里失去的,我要亲手交给你。这就是说,我们做了两手准备,万一年轻的上不去,那么老的就要顶下来。所以,我们去上海打热身赛时,张立已过了预产期,我还是随队去了上海。女儿在友谊医院诞生了,我跟张立商量,为女儿取名李南。第一是纪念爸爸妈妈最后一次打世界锦标赛是在南斯拉夫;第二,我是上海人,是南方的;第三,张立是河南的。所以女儿的名字有了三重意思。

第36届世乒赛双打是我和蔡振华搭档,他正手好,反手有变化,很有冲劲,很有智慧。因为双打配合的关系,我跟蔡振华住一屋,我记得是旅馆的134号房间。男团决赛又碰上匈牙利队,我是男队队长,教练组考虑决赛名单的时候,徐寅生要我参加教练组会议。我一进门,男队教练都在了,徐寅生问我,你怎么看? 团体决赛焦点在蔡振华身上,因为有教练提出小蔡在团体赛中输给了瑞典的本格森和日本的小野。我说,蔡振华跟我一个房间,他的思想情况挺正常的,他已憋了一口气。我又说,小蔡输的两场球,对手都是左手将,他打左手,发球挡不住,人家看得见;匈牙利队是三个右手将,接小蔡的发球会有一定的问题。所以,我觉得蔡振华应该上。说完以后,我就离开了房间。最后蔡振华、谢赛克、施之皓三人以5∶2获胜,谢赛克拿了三分,蔡振华拿了两分。

男子单打进前16名的时候,我输给了瑞典的阿佩伊伦。我先以2∶1领先,第四局小分以11∶4领先,怎么会输呢?因为1973年打全国分区赛的时候,我的肩膀拉伤成疾。这次打阿佩伊伦的一个半高球,一下子又拉伤了,正手不能发力,就只能碰过去,被阿佩伊伦翻盘了。当时的队医张家瑞一摸我身上的肌肉,就知道今天不行了。他紧急为我治疗,保证了我跟蔡振华顺利地拿下了双打世界冠军。可惜张医生已经不在人世了,我很感谢他。

之前,李富荣对我说,你回八一队当教练,希望能重点抓一抓范长茂,放在你手里抓两年,准备第37届世乒赛派用场。范长茂发球好,步法灵、反应快,临场发挥佳,是个好苗子。所以,我在训练中有意识地盯着范长茂,几乎每天都加班陪他练球,他自己也很努力,后来参加了第37届世乒赛,为中国队夺冠出了力。我还培养了王涛、万国辉等。

1983年,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,八一队在团体赛中的整体实力并不占优势,范长茂脚又受伤不能打。所以,在此要说说施之皓。施之皓小我十岁,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。全运会打团体的时候他尿血了,但仍在场上拼搏,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。我很感谢他为全运会团体赛出了那么大的力,在我任职教练时,帮助八一队获得团体冠军。后来,我当了八一队大队长以后,他来找我,说想回上海,实际上我很想留他在八一队发展。他说了多方面的因素,我让他写了个报告,就批准同意了。

在八一队任职期间,十岁的刘国梁在八一乒乓队训练。他的第一个专业队的教练,就是重新调我回空军的周苗根。周苗根对我说,刘国梁很有天分,很有灵气,很有前途。有一天,我早上八点要召开重要会议,张立在国家队带队集训,我又必须送女儿李南去托儿所,去托儿所骑车大概需要二十分钟。突然,有人敲门了,很响。李南一转身把脖子给扭了。我一开门,外面站着三五个人,说是河南体委的,为刘国梁的事堵住我家的门。他们说,你是河南的女婿,今天我们要把刘国梁带回去!我八点有会,女儿伤了还得送托儿所,我的态度有点急了,脱口而出:这不可能,这人走不了。原来河南方面给刘国梁的父亲施加了压力,不给他评教练职称等。后来,他们又来找我谈过几次,我不可能放人,当然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的老岳父也曾对我说,人家对你有意见。釜山世乒赛延期我说,有意见我也没办法,只能希望他们谅解了。说句老实话,我要是同意刘国梁回河南,刘国梁就没有今天了。刘国梁从八一队出发,一路进了国家青年队、国家二队、国家一队,一直到今天。这是个非常特殊的人才,从这个角度说,我留住刘国梁就是发掘了人才。

1987年,第六届全运会在广东佛山举行。那一天,我和秘书走进旅馆,见国家队的教练员围坐一桌。这时,徐寅生叫住了我,他说,李振恃,问你个事,第35届世乒赛还记得吗?跟美国队打到15∶0,是怎么回事啊?我说,观众起哄要美国队难看,我让了一分。徐寅生话锋一转,当着大家的面说,第35届你男子单打让球,这是个失误,那届你应该拿单打冠军啊。八年啦,说心里说,徐寅生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。

从八一体工大队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,我和张立带着女儿来到了太平李振恃全家照洋的西岸,重新开始了人生。我们开了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俱乐部,为美国的乒乓球运动做了一点贡献,得了两块世界级比赛的铜牌。整整六十七年,美国乒乓球队没有在国际比赛中得到过好成绩。1995年,美国队在亚特兰大举办的世界杯团体比赛中赢了瑞典、比利时和法国,输给了韩国,获得男子团体第三名。我们俱乐部有一个叫Kanak Jha的孩子,从五岁就跟着我们一起训练,2018年在青少年的奥运会比赛中拿了铜牌。我们一家子都搞乒乓球,我的女婿叫Stefan Feth,是个德国人,现在出任奥运会美国队的教练和国家队的男队教练。

现在我定居美国,生活舒适安逸。我已做外公了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小外孙两岁,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宇明(英文名Mika Feth),是我和张立共同取的。我们全家说三种不同的语言,小外孙在家里和爸爸说德文,与我和张立说中文,和我女儿说英文。回想一生的路程,我对过去没有遗憾,只有感恩,我从内心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。

在太平洋的两岸,中国是第一故乡,美国是第二故乡。我非常感谢中国和美国,我怀念中国故乡的过去,展望美国故乡的未来。